我出生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玉奇喀特镇吐格曼艾日克村，一个地处天山南麓、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小村落，吐格曼艾日克译为“水渠边的石磨”，也正如其意，我们村周边牧草茂密、河水绕村而过，曾是古龟兹国的繁锦之地。

然而，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，家乡由于地理位置偏远、基础设施落后，“看病难”的问题非常突出，依稀记得村里的人生病都是靠着“土方子”缓解。我对那时“父亲半夜爬起，套上驴车进城寻医”的画面印象极其深刻。爷爷奶奶长期患病，父亲每次都是套上驴车，带他们各大医院到处跑。由于医疗条件、诊疗技术落后，治疗效果并不理想，无奈的父亲常常赶着驴车抹着眼泪。2010年，母亲突然离世，一向开朗的父亲从此变得沉默寡言。“学医”的念想从那会在我心里生根发芽。

高考结束，我如愿考取了新疆医科大学。2012年，我又考取日本香川大学医学部。

出国前一夜，父亲与我促膝长谈，聊了许久。“我们生在农村、根在中国，将来不管有多大的本事，不能忘了家乡人，更不能忘了自己的国家。”父亲的这番话，成了我求学立业的座右铭。

初到日本，我感觉非常不习惯。一方面要进一步学习日语、英语，“语言关”在短时间难以克服；另一方面还要接触更加复杂的专业术语，理解起来比较吃力。面对诸多困难，我并没有因此而退却。

为更快攻破语言关，我把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当成学习语言的实践平台，成功突破了交流障碍；为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，我经常自主加压“开小灶”，从死记硬背、一知半解再到完全理解，掌握了很多新知识。留学期间，我又申请了助学金、获得了奖学金；县乡联合协调解决了我妻子的就业和女儿的入学问题……国家一系列惠民政策，让我免除了对学费、生活费及家庭的后顾之忧；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，让我身在异国他乡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。

凝聚着思乡情和报国梦，我在8年的时间里，争分夺秒、刻苦学习，先后在国际SCI期刊上发表了8篇论文，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学业。毕业之际，导师盛情邀请我留在日本，我摇头婉拒：“留下来固然能有更丰厚的报酬待遇和更优越的科研环境，但我的家乡需要我把更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回去。”

回国后，到一线还是去城里，我又陷入两难。那会儿，县乡两级医疗机构正在组建，正是用人之际，但留在城市更能好发挥专业优势和自己的专长。

如何选择？犹豫之际，我带着疑问回到了母校。

“你刚回国，医疗经验还不够丰富，大医院的平台相对更广，能接触更多的专家和病人，积累更多经验，也能更好地发挥你的特长优势，把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应用在更宽阔的领域。”母校老师的一番话点醒了我。最终我选择入职到乌鲁木齐友谊医院。

入职后，医院党组织和新和县委、县政府在工作生活上都给予了我许多帮助。为帮助我尽快适应国内环境，医院党委专门制订了“一对一”帮带方案，院领导、科室主任与我结成捆绑对子，鼓励我发挥专业优势，牵头组建医疗技术攻关团队。新和县委、县政府又将我纳入“医疗人才储备库”中，县领导经常与我联系，询问生活中的困难，并协助办理我女儿转学和家属体检等事宜……这些来自党和政府及单位的关心关爱，让我倍感温暖，进一步坚定了我要以自身所学服务家乡的决心。

工作以来，我始终牵挂着家乡。每年回老家探亲，村里或附近乡镇的患者都会来找我帮忙看诊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是来者不拒、热情服务。有的拿着县医院的诊断结果找我帮忙看看，有的直接把影像检查结果资料通过微信发给我，我尽可能帮他们分析病情，有些把握不准的就会请医院的专家帮忙一起看，为他们提供一些医疗建议。

前年，老家村里有位病人患有腰椎结核病，疼痛剧烈，脊柱屈伸、侧弯和旋转活动都受到限制，他甚至都已经写好了遗书。我了解到情况后，主动接他到友谊医院就诊，并帮他办理了住院、协调了手术、垫付了医药费。痊愈后，他对生活又充满了信心。

新和县玉奇喀特镇患者海力且木·艾买尔曾在一场意外中导致股骨颈骨折，后因治疗不及时引发“股骨头缺血坏死”，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，生活难自理，出门更是一种奢望。去年，联系到我后，我多次上门问询病因、查看病情，经过集中诊治，让她彻底扔掉了拄了22年的拐杖。

如今，在我的通讯录里还有51个这样的特殊联系人，有渭干乡的老张，兰帕村的吐拉甫，苏帕墩村的赛买提……

工作这些年，我从“海归博士”转变成了“健康卫士”。我和许多看病的群众从医患关系变成了亲密朋友，我也从大家嘴里的“艾医生”“艾专家”变成了“小艾”“艾巴郎”。有些村民说：想不到我们不出国，也能在家门口见到“洋大夫”。这些浓浓的家乡情，让我无悔自己最初的选择。未来，我会继续学习深造，提升医疗技术，减轻更多父老乡亲的病痛。

 （李高 刘灵慧 整理）